《孟子與離婁》講述了《孟子》一書的整個精神，尤其在《離婁》這一章中，大部分講的是“君道”，就是一個領導人的基本道德修養，以及“臣道”，負有行政責任的高官厚祿者做人處事的道理，乃至“師道”，學術文化的修養以及如何擔負社會人類所賦予的責任。

《孟子》今存七篇，記載了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孟子與思孟學派的主要材料。從《離婁》開始，屬于《孟子》的下半部分。南懷瑾先生從孟子的哲學精神以及維持傳統文化精神兩方面入手進行解讀，認為《離婁》繼承了孔子著《春秋》的精神，具體而微、深入又廣闊地闡釋了中華悠久的文化傳統。

孟子的言語就當時的禮儀規范而言，確實是做到了遵禮，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是世人的典范。于是梁惠王下問于他，齊宣王請教于他，滕文公問事于他，在他面前聽從教誨。在孟子的滔滔雄辯之下，為王者只得承認自己行政的一些不足，表面上乖乖地聽從而無從反駁，最多也只有“王顧左右而言他”，借此來表達自己的尷尬情形。孟子周游列國，倡仁義之說，道性善之論，正人心，息邪說，以“舍我其誰”的胸襟和氣概怒斥以權利為核心的現實功利主義，力主改變諸侯割據的局面，一統中國，在統一的疆土之上，安民撫民，建庠教民。然而這種偉大的思想，卻如同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在當時不合實際，終于沒有辦法實現。

孟子一生兢兢業業的莫過于實現自己的理想，讓王者行仁道。他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將高高在上的“君”、“夫子”從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上拉回到普通“人”的范疇，而且是低于眾“民”之下的。在孟子眼中，“圣人”只不過是“人倫之至也”，他常引用有若的話來闡明圣人“圣人之于發，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認為孔子集“清”、“任”、“和”、“時”為一體。

南先生指出，《離婁》重點論述了君臣之道、父子家人相處之道，說明了為君王者治國施政的最高修養境界——至誠；為人臣者，高官厚祿者的責任——能格君心之非；為人師者的文化修養和教育的職責——促成完整的人格；為人子女者事親盡孝之道——守身，即堅持一種人格、行為的標準。此外，還討論了君子修養的目標，即“自得”以恢復“赤子之心”。

南先生特別指出，后世學者對《孟子》多有誤讀，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其他兩不孝是什么，朱熹認為是“貧不仕”，“陷父母于不義”，他則反對此說，認為應依《孟子》本文，理解為不能事親、不能從兄。再如“不得罪于臣室”，并非向土豪劣紳惡霸低頭，而應理解為民主政治的運作要注重溝通意見，不可得罪政黨和大眾民意，等等。

真正的英雄和圣賢，一定是淳樸的人、灑脫的人、沒有被異化的人。自己在實踐中感悟出來的道理，才是感受最真切、記憶最深刻、堅守最容易的道理。所以人生真諦，只能從實踐中求，不能從書本上、他人處求得。掌握很多繁雜的知識、技能、哲理，是為了更簡單地認識和掌控它們。所以學問和修養的最高境界就是返樸歸真、化繁為簡。

讀書使人明智，千年前，哲人就已經把世間的道理傳遞給了子孫，通過一代代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傳承，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都是發人深省的真理。我沒有敷衍的寫一些“聽后感”，相反，我放下了手邊的工作，在網上認認真真的查了這段話：《離婁》以短章居多，收錄的內容涉及政治、歷史、教育和個人立身處世等諸多方面，由小及大的闡述了反省自身的重要性。